暑期三下乡建功新时代乡治宗迁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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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的第三站,我们来到了晋江市青阳镇的五店市。

与之前的实践地不同,这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市区街道上的一处历史民居。晋江市五店市区内遍布着宗祠、寺庙、民居、商铺等多样性建筑,拥有蔡氏宗祠、庄氏家庙、石鼓庙及布政衙、蔡妈贤宅、朝北大厝、庄志旭宅、宛然别墅等多处历史风貌建筑。走入五店市,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气势磅礴的蔡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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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氏宗亲会的委员蔡国荣先生为我们介绍,蔡氏宗祠始建于年。其六世祖,从青阳的秀才考到浙江中进士,便建家庙,开始修族谱,现在仍在修订当中。

可以看出,修族谱这一事成为宗族目前较为日常而重要的活动,起到维系宗亲的作用。

据了解,青阳蔡氏聚族而居青阳已有0多年的历史,作为青阳最早开发的姓氏之一,蔡氏历代人丁兴旺,历代人才辈出。比如蔡次傅、蔡佑、蔡元伟、蔡克廉、蔡侃、蔡万霖、蔡英挺等等。

蔡先生侃侃而来,我们听着他所讲述的蔡氏先辈的故事,看着如梁枋间高悬的“文武一品”“国师”“都督”等一块块金字匾额,以及一对对意蕴深刻的楹联,都不由发出起人才辈出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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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向蔡先生了解到,在封建社会时期,宗族的族长在族中通常具有一定的权威,宗族族长和当地乡绅在乡村的纠纷解决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一般出现纠纷都由族长调解解决。由于族长在宗族中往往是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因而其作出的调解,纠纷双方往往会更加信服和遵守。

到了解放时期,由于当时社会的原因,就不再有族长一说,而是出现了老人会这一种基层组织,宗族内部的矛盾纠纷,往往会有老一辈的老先生们出面进行调解。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老人会这一组织慢慢转变成宗亲会,各宗亲会委员虽然由选举产生,但一般也是村内、宗族内的老人。宗亲会在这时候起到了联系宗族、团结宗族的作用,对宗族各村之间的纠纷解决也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虽然族长这一角色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存在,但这个时候的族长相比以前,往往是懂得祭祀礼节和程序的老人,起到主持宗族祭祀活动的作用而不再有解决乡村纠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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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站的实践结束,我们收获颇丰。作为著名的侨胞祖籍地的晋江是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我们考察的宗祠也较为不同,相信这一站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对比研究素材。

(蔡氏的源流历史考略均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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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的第四站,我们来到了深藏于闹市的东观西台吴氏大宗祠。

据了解,东观西台吴氏大宗祠原是明万历十一年进士吴龙征的府第,因其官至东观侍读、西台御史,其第因而得名。清光绪十六年,晋江人吴鲁(肃堂)殿选状元,泉州吴氏宗亲共议兴建府级吴氏大宗祠,吴龙征九世孙吴朝铨慨然以其第之前三进改建为泉府五县吴氏大宗祠。

和看管宗祠的老爷爷老奶奶进行了交流后,我们得知,吴氏宗族同样也存在着宗亲会这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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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无论于闹市还是山区,宗祠文化仍扎根在泉州,而宗族逐渐兴起的宗亲会等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成为了我们考察的内容之一。

(宗亲会过年开会时的布置)

为了探究闽南宗祠文化对乡村纠纷解决的影响及历史变迁,了解当下乡村的纠纷解决机制,我们走进乡村,走近宗祠,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访谈调查。四站的实践结束了,关于乡村的治理和宗祠的变迁,我们也有了大致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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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我们来到永春县一都镇。

与南音社的老爷爷交谈,我们探索到了乡村纠纷解决的大致历史脉络: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国民党时期,村里德高望重的人、“土匪头”、“地头蛇”等是纠纷解决的主体,由他们出面,问题一般都能得到解决;五十年代解放时期,大家逐渐开始有了法制意识;人民公社化时期,纠纷主要由公社解决,小组队长起到辅助作用;文革时期,纠纷解决的机制崩溃;改革开放后,法治更受重视,民事纠纷一般会由司法所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则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而现在的治安纠纷则直接诉诸派出所。

通过与人民调解员的访谈,我们了解到了当地纠纷的主要类型,收获了关于调解的主体、技巧、效率等方面的问题,对于当下乡村的纠纷解决尤其是调解的机制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最后,我们来到当地著名的李氏宗祠。我们得知,李氏宗祠分为几个派别,由理事长(以前称作族长)召集各个派别的理事,由理事安排成员们进行祭祀等宗族内的大事件。对于纠纷解决宗族起到的作用已经较为微弱,仅作为家和文化的一种,被吸收入调解的方法导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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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我们来到德化县龙门滩镇硕儒村。

通过与廖先生的访谈,我们发现族长,和早期代表政府的一些组织,比如大队长,区公所,都是作为第三者的身份参与到纠纷当中,通过非审判的方式,运用调解以达到纠纷的解决。这正是棚濑孝雄“准审判过程”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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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我们来到晋江市青阳镇的五店市,着重考察了蔡氏家庙。

蔡氏宗亲会的委员蔡国荣先生为我们介绍,在封建社会时期,宗族的族长在族中通常具有一定的权威,族长和当地乡绅在乡村的纠纷解决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到了解放时期,由于当时社会的原因,就不再有族长一说,而是出现了老人会这一种基层组织,宗族内部的矛盾纠纷,往往会有老一辈的老先生们出面进行调解。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老人会这一组织慢慢转变成宗亲会,起到了联系宗族、团结宗族的作用,对宗族各村之间的纠纷解决也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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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我们来到了泉州市鲤城区的东观西台吴氏宗祠。

通过四站的实践和文献索引,我们大致对宗祠文化影响力的变迁有了以下认知:

清朝末年,中央政府为稳固自身统治,试图将国家权力延伸至乡村,如设立乡政府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某些地区的宗族的发展,但宗族仍然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正式或部分正式的角色。

到新中国成立伊始,随着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与推进,家族制度的物质基础遭到破坏,宗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其组织实体与权威发生瓦解与衰落,然而宗族的文化与意识并没有一并消退,很多很多婚丧嫁娶的仪式以及传统禁忌仍支配着村民的生活。

至土改后,一直到文革时期,国家权力在农村乃至全国各地的影响力到达前所未有的程度,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农村具有强大的统摄力,宗族影响变得微乎其微。

改革开放后,各地的宗族有不同程度的重建,主要表现在修谱建祠,恢复族长,房长等职位,从修祖坟,建立理事会等,重建后的宗族活动主要包括仪式与活动、修族谱、祭祖等。

实践结束,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实践带给我们的历练,更是知识的丰富和增长。愿我们的探索能为闽南宗祠文化对现代型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提供一点思路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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